宜昌大撤退：卢作孚与他指挥的“中国版敦刻尔克”
临危受命
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幼年家境贫寒，全家仅靠父亲挑卖麻布维生，卢作孚小学毕业后便不得已辍学，但渴望知识又聪颖过人的他，不仅自学了数学、英语等，还先后编著了《应用数题新解》等多本教材。在自学过程中，卢作孚接触到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深受影响。1910年，17岁的他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这个年轻的同盟会员和四川的广大群众和罢课学生一起，为革命奔走呼号。
可惜，辛亥革命并未取得最终的成功，已经被革命启蒙的卢作孚决定只身前往上海，寻求救国真理。沪上之行使他逐渐认识到，要使民众觉醒，就必须广开教育，“教育救国”的思想由此形成。为此，卢作孚在四川做过教师，当过记者，并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邀请下，开展过建设“新川南”和筹建成都通俗教育馆的教育试验。没想到，两次教育试验都在红火一阵后，最终因军阀混战无疾而终。挫折再次改变了卢作孚的想法，“纷乱的政治无可凭依”，如果缺乏雄厚的经济支撑，仅凭军阀支持来进行社会改革太无保障。他的思想开始从“教育救国”向“实业救国”转变。
1925年，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卢作孚和朋友一起在重庆创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靠着乡亲、朋友、地方士绅的支持，东挪西凑到8000元资本后，他亲自去上海订购了一艘载重仅70.5吨的浅水铁壳小轮船，开始了民生公司的航运之路。凭借废除买办制、提升服务水平、禁止船工向旅客索要小费等措施，民生公司很快成为长江航运界的一颗新星。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川江，外国船只横行，在外国轮船公司的排挤下，力量分散的中国轮船公司经营萧条，一个接一个地破产倒闭。面对这种局面，卢作孚深感中国轮船公司只有结束各自为政的现状，化零为整，联合起来才能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为此，1931年起，卢作孚开始联合、合并长江上游的各家轮船公司。到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经将大部分外国轮船公司的势力挤出了川江，当时颇具实力的美国捷江公司甚至在与民生公司的竞争中倒闭了。拥有46只轮船的民生公司，成了长江上游的航运龙头。而这些轮船和被誉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也成了1938年10月宜昌的难民和物资入川的希望。
46艘轮船中，能够在川江行驶的有22艘。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民生公司老员工晏天锡之子晏承华告诉记者：“民生公司的很多轮船都是为川江量身打造的，马力大吃水浅。那时很多轮船公司主要走长江中下游，他们的轮船为减少阻力，底部结构是尖的，而民生公司走川江的船底部是平的，这种船吃水比较浅，加上大马力，才能在航道狭窄、滩多水急、暗礁林立的川江行驶。”
事实上，民生公司的这22艘船几乎是当时中国能够胜任川江运输的全部轮船，除此之外，只有两艘其他中国公司的轮船和几艘外国轮船。
然而，即便是这22艘轮船，也差点未能幸存。几个月前，为阻止敌舰沿长江西上进犯，国民党军政当局决定沉船阻敌，命令各轮船公司都把船开到武汉下游田家镇附近沉没，以封锁航道，民生公司也接到了命令。但卢作孚深知，能在长江上游航行的船不多，一旦予以凿沉，必将严重损害川江航运，战时的撤退工作及未来大后方的运输将无法进行。他坚决要求把民生这批能走川江的船保留下来。经过再三周旋，这批船最终保了下来。1938年8月，国民党军政当局选择用新造的钢筋水泥船沉入江底。
船保下来了，卢作孚肩上的担子却一点都没有减轻。早在这年1月，他已经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主管战时水陆运输事务。卢作孚本身对做官并无兴趣，1926年四川军阀杨森许诺出每月500大洋的薪酬请他出任万县市政佐办，他丝毫不为所动。1937年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曾请他担任交通部次长，也被其婉拒。抗战全面爆发后，面对战时水陆交通运输的重任，熟悉长江航运的卢作孚这才接受了任命。
朱复胜告诉记者，广义的宜昌大撤退从1937年下半年就已开始，一直持续到宜昌沦陷前夕，人们听说最多的“40天大撤退”，只是这次撤退中最高峰的一段。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也早已开始了对战时大撤退的准备工作。
1937年夏天，卢作孚正准备赴欧洲考察，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当即放弃了去欧洲的打算，并电告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这场战争！”“一切工作迅速地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以满足战时运输的紧迫需要！”
那时，卢作孚就意识到储备运输燃料、轮船配件的重要。他动员公司各地的机构和人员，从香港、广州和长江沿岸尽力采购，总共购得柴油4000多吨，各种五金钢材2000多吨。后来宜昌大撤退最紧张的40天中，所需的柴油几乎全都来自这些储备。
一边忙着储备运输，一边已开始抢运物资。1937年冬，民生公司调派“民元”等轮船，抢运在南京、芜湖等地的兵工器材到重庆。12月15日，民生公司与兵工署签订抢运汉口军工器材的合同，调派“民本”等6轮，担任汉宜段抢运；又调派“民主”等6轮，担任宜昌重庆段抢运，两个月时间抢运撤退物资12900余吨。
及至担任交通部次长，卢作孚更是迅速集中船只，召集兵工署、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以及各航运公司，研究抢运办法。而其中最艰难的一役，莫过于1938年10月开始的40天大撤退。
三段航行法
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飞抵宜昌。当他来到怀远路的民生宜昌分公司，看到的是混乱和拥塞。后来他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中这样回忆：
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满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复相互责骂。
所谓“交涉”，是指托人、说情、拉关系，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能够早日买到船票。据朱复胜介绍，当时一些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气势汹汹，甚至有人掏出手枪威胁要船。时任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业务组组长的林继庸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访谈中也曾提到，为了杜绝各机关抢船，当时驻宜昌的鄂湘川黔边区绥靖公署甚至下令“凡抢船者予以就地枪决”，并且“杀数人示警”，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如此混乱的秩序，无疑更加剧了运输效率的低下。面对乱局，卢作孚只对那些争吵不休的各单位负责人说了一句话：“请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见！”接着，他赶往江边，查看沿江两岸遍地堆放着的设备和器材，登上各轮船检查舱位和轮机状况。随后，回到民生宜昌分公司，立即召集各轮船公司的负责人、各轮船的驾引人员和宜昌港内的技术人员彻夜开会，商讨办法。
一夜无眠后，卢作孚和工作人员酝酿出了一份紧急运输计划。10月24日早上，他首先向大家表示，有把握在40天内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但要求各单位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此话一出，会场上的人都热烈狂呼，有人甚至激动得流泪。
卢作孚紧接着说，他本人亲自掌控运输计划，分配各个交运单位的运输吨位。各单位根据分到的吨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启运，不重要的另行安排，实在来不及运走的甚至准备放弃。至于什么单位的人员、物资何时由何轮船运输，全部由卢作孚亲自分配。他还特别强调，各单位人员、物资的运转顺序一旦排定，必须坚决执行，绝不允许提前加塞，否则挪后装运。
不过，只是强调运输秩序，40天内还是无法完成如此之大的运输量，卢作孚计划中最关键的法宝是“三段航行”。这个办法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来源于民生公司1937年初的创新。
朱复胜介绍说，1937年初，长江上游遇到了数十年来不曾有过的江水大落，水位过低，以致中外轮船公司都不得不停航，民生公司行驶川江的船最多，若停航几个月，受到的影响将尤其严重。与此同时，1936年刚刚遭遇一次大旱灾的四川，也急需省外粮食的救济。
为此，卢作孚与民生公司的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并组织一个驾驶考察团前往三峡各险滩进行实地考察，最终研究出了三段航行法——将宜昌与重庆间的航线分成三段：宜昌至庙河为第一段，这段河道狭窄，必须用小船行驶，就调120英尺以下的“民福”等轮行驶；庙河至万县为第二段，险滩甚多，所以派马力强大的“民主”等轮行驶；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此段浅滩最多，就安排吃水相对更浅的轮船。如此，每一艘船无法独立完成的宜渝航道，便可以采用不同船只接力航行的方式完成，虽然运输成本高了，但总算使枯水期的交通不致中断。
如今，卢作孚就将三段航行的经验，灵活地用在了宜昌大撤退的计划中。他演示了自己的计划：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需要4天，下水航行需要2天，加上装货卸货，来回一趟至少要一周。为了加速宜昌的人员和物资撤离，可将宜昌与重庆的航道进行分段，最重要和最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就缩短一半航程，运到万县就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更轻、更不紧要的物资，则再缩短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甚至只运进三峡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
“这样一来，宜渝航程一下子就缩短了一半甚至一多半，航程最短的船只甚至可以做到朝发夕至，这就大大加快了宜昌的船只周转。而运离宜昌的人员和物资，只要进入三峡大门，有了高山峡谷为屏障，也就相对安全了。”朱复胜说，最初一些单位和人员并不理解三段航行，但后来亲眼看到船只周转速度加快，都对这个计划越来越信服。
就这样，乱哄哄的宜昌码头，终于逐渐恢复了秩序。战时运输最紧张的40天，正式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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