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卢作孚与他指挥的“中国版敦刻尔克” 

中国工业的命脉

1940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张自忠率部从右翼打击进犯的日军主力，日军调集部队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张自忠部减员甚重，弹尽粮绝，最终于5月16日壮烈捐躯。

一个月后的6月12日，宜昌失守。

不过，当日军进入这座鄂西重镇时，看到的却是一座空城。面对空空如也的宜昌城，日本军事专家在战后曾检讨：“汉口失陷时，重庆政权先将东部的工厂设备暂时运至宜昌，然后用了很长时间以小型船只运往重庆，建设长期抗战的基础。”他们甚至追悔莫及地做了一个假设，“假定在昭和13年（1938年）攻占武汉作战时，同时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更大了。”

日本侵略者为何没有在攻占武汉后立即攻打宜昌？朱复胜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日本天皇的犹豫；另一方面则是兵力的限制，日军要全力攻打长沙，以便尽快打通京广线，因此对于宜昌只是派遣空军频繁轰炸。

日军的作战计划不可能为当时的中国所知，但无论如何，阻塞不堪的宜昌总算获得了更多的抢运时间。截至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从宜昌转运的部队、伤兵、难民等人员达150余万，货物多达100余万吨，其中包括2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150余万人中，不乏工程、兵工、机械、造船、纺织、化工等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人员，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人才以及学生、难童等，他们入川后，成了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和后备人才。

多达100余万吨的物资则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调查，途经宜昌紧急抢运入川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在大后方的工业生产能力，仅军用品一项，“每月即可制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各式炸弹炮弹引信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机枪零件千套，大小圆锹30万把，十字镐20余万把，地雷引信千余个，军用纽扣500万个，以及陆军测量仪器、军用炮表、子弹机等。”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则表明，抗战期间全国械弹有三分之二是在重庆制造的。

宜昌大撤退之后一年多，法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了。这次世界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撤退行动，用9天时间把33万盟军撤至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成为盟军最终走向胜利的关键转折。由此，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但在朱复胜看来，宜昌大撤退甚至比敦刻尔克的撤退更加艰难，敦刻尔克依靠整个英国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而宜昌大撤退的主力，却是实业家卢作孚和他的民营船运公司。

1945年，抗战胜利，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为抗战期间的贡献，多次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

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卢作孚应周恩来的邀请于1950年6月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被补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随后，卢作孚又向周总理提出，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将民生公司交给国家。孰料，1952年初，卢作孚竟不幸逝世了，终年仅59岁。得知消息后，毛主席、周总理都深感悼惜，毛主席曾说：“卢作孚先生要是不死，他要负责的工作要大得多啊。”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先生作出结论:“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而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在交给国家后，也于1984年重新组建，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家既有江运又有海运及综合物流的大型企业集团，重庆和宜昌人一般称之为“新民生公司”。

十年前的2008年，宜昌大撤退70周年时，宜昌大撤退纪念园在大公桥码头落成。巨大的纪念雕塑矗立江边，雕塑上的一组数字“1938”“10”“11”，铭记着那场大撤退从1938年10月到11月的最高峰时期；雕塑上的花岗岩浮雕，则定格着工人们日夜忙碌、纤夫们拉船过险滩的历史画面。在这里，每年清明节纪念卢作孚、纪念大撤退的活动，已经成了宜昌市民从来不会忘记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