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卢作孚与他指挥的“中国版敦刻尔克”
最紧张的40天
10月24日早上，第一艘满载人员和物资的轮船缓缓驶出了宜昌港。船上有急需抢运的物资，还有几百名无家可归的难童——他们由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各地收容后，辗转来到宜昌。卢作孚亲自护送这些难童上船后，随着轮船的汽笛声响起，孩子们趴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挥手向岸上的人群告别。
紧张有序的抢运，伴随着稚嫩的歌声开始了。从这天起，包括民生公司的22只船在内的24艘轮船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与长江上游各港口之间，民生公司的员工几乎全天候地投入了这场战斗。
今天的长江上游，高峡出平湖，早已成为千里通衢，进出三峡的轮船昼夜不息。八十年前，“川江不夜航”却是所有船只奉行的金科玉律，民生公司的船也不例外。但夜晚的时间也不能闲着，卢作孚要求各船利用夜间装卸，白天则尽量加快航行。
于是，繁忙的宜昌码头，每天早上总有六七艘船开出，船上的货物，早在前一天夜里已经装载完毕。每天下午至傍晚，总有五六艘船从上游开回，紧接着，便是夜幕中争分夺秒地装货。1938年在民生宜昌公司任主管会计的王廷琳曾回忆，夜里照明没有电灯，就用煤气灯，工人们彻夜赶工，煤气灯的需求量太大，就连宜昌专门供应煤气灯的公司都供应不上了。
对于这段抢运，卢作孚也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当轮船刚要抵码头的时候，仓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了，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所有这些，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动员起来的中国人反抗敌人的力量。
朱复胜介绍说，旧时宜昌港水浅沙多，轮船都不能贴岸停靠，只能在江心抛锚，客货上下轮船则要依靠小木船或驳船转送，俗称“递漂”。卢作孚回忆中的“驳船”，就是将物资从岸边运送到江心轮船上的转送工具。为了充分利用每一分钟，他要求准备运载的器材必须在轮船抵达前一个小时装到驳船上，以便于轮船到港就能迅速装货；若提前一个小时没准备好，哪怕只差几十吨，也不装这批器材，而先装其他机关已备好的东西。
此外，卢作孚还通过改进机械和通讯设备，加快运输效率。比如，民生公司轮船上的起重吊杆最大负载量原来只有17吨，而西迁的设备中有的重达30吨。他就带领职工们一起加班加点，终于设计出了负载30余吨的吊杆，安装在“民乐”轮上，专门起吊重型机器。又如，民生公司的轮船中原本只有10艘安装有无线电台，没有电台的轮船只能依靠旗语、灯语及鸣笛等传统方式与其他轮船及各码头联络。为了适应抢运的紧急需要，卢作孚提出在轮船和川江沿岸的各码头、港口增设无线电台。当时重庆市场上买不到电台，他就鼓励职工自行研制，最后成功地增加了十余台电台，大大增加了调度指挥和抢运的效率。
物资运输有条不紊，对于亟待入川的人流，卢作孚也有应急措施。民生公司制订的《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规定，所有旅客一律按照抵达宜昌的先后顺序登记，依次购票上船；将所有舱位全都改成座票，平日可以睡1人的铺位，改成座票后就可以坐5人，大大增加了客运量；对于公教人员实行半价优惠，对于孤儿难童则完全免费。
大撤退的日日夜夜，卢作孚始终在一线亲自指挥。他的次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一书中这样回忆：“他的指挥中心设在怀远路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的二楼上，在这里，收发报机一天24小时响个不停；从上游各港口和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他对长江上游全线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每一小时有多少吨物资正在被运走和什么船在运它们，知道每一只船什么时候航行在什么地方，知道哪一些物资正在哪一个港口卸货，知道哪一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上驳船……”
但卢作孚不只是整体指挥和调度，他还喜欢在深夜时分去江边码头和船上检查货物装运情况。周仁贵记得，卢作孚经常穿着粗布衣服去装运现场，“遇到困难问题，立即就地解决，装卸工人、船员看见卢先生不辞辛苦，深夜到河下关心他们工作，深受感动，干劲倍增……”因为穿着太过朴素，有一次，一位报关行的工作人员不认识卢作孚，在他面前指手画脚，没有礼貌，卢作孚也只是一笑置之，毫不计较。
如此苦战40天后，1938年12月初，当江水水位低落时，曾经混乱不堪的宜昌城已经安静了许多，拥塞在宜昌的3万多名待运人员早已运完，九万多吨器材也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剩余的三分之一器材也消失了，卢作孚回忆：“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不知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宜昌大撤退中最紧张的一幕终于结束了。事后统计发现，10月24日至12月初的运输量，竟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量。
“努力去做一员战士”
最紧张的40天抢运完成后，宜昌的撤退仍在继续。事实上，直到宜昌失守，民生公司的员工还在冒着日军的炮火维持前线与后方的交通生命线。
1939年9月，日寇兵分三路进犯长沙，湘桂局势告急。湘桂兵工厂的第1厂、第2厂、第41厂共计3万吨器材以及兵工署的2000吨机材紧急运到宜昌，由民生公司派船抢运入川。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又从宜昌抢运了1.6万吨器材到大后方。
这一年6月，宜昌失守，但在接近日军阵地的平善坝、南沱、三斗坪一带，还有一部分兵工器材尚未来得及运走，其中的平善坝距离宜昌城仅20多公里。这时，卢作孚亲自率船前往平善坝抢运物资，每天傍晚开去，连夜装船，待天刚蒙蒙亮就开走。不久，终于把这一带的2.48万吨兵工器材抢运到了安全地带。
卢作孚用行动践行了抗战爆发时他对公司职工说的话：“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尽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而在他的动员和影响下，民生公司的职工乃至川江沿岸的船工、纤夫，人人都成了宜昌大撤退乃至整个抗战时期的“战士”。
民生公司老员工晏天锡就是这样一名“战士”。他的儿子晏承华告诉记者，父亲常年跑川江航线，1938年日军开始轰炸宜昌时，母亲带着家人住在重庆，她一直希望父亲不要再从事这么危险的船上工作，每次到码头送父亲上船，总担心这是不是就是最后一次见面。父亲却从来没有放弃，一次次死里逃生中，他甚至已经习惯了炸弹的声音。
1943年，晏天锡所在的“民俭”轮到宜昌前线抢运伤兵和物资，航行至三斗坪太平梁时，突然遭到日机的轰炸，一时全船震动，弹片横飞。正在轮船底层负责大轮机的晏天锡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只听到了轰炸声，但他的第一反应是轮机负责全船的动力，一定不能出问题，就一直在船舱内忙碌，确保轮机的油门、温度合适，直到一位同事匆匆跑来叫他逃命，他才停止工作。跑出舱一看，才发现凭借最后的动力勉强靠岸的“民俭”轮马上就要沉了。谈起往事，晏承华至今唏嘘不已：“太险了，父亲不会游泳，又在船的底部工作，船一旦沉了，他肯定活不了……”
晏天锡幸运地死里逃生了，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幸运的。整个抗战期间，除了被敌机炸沉、炸伤的轮船外，民生公司共有116人牺牲，61人伤残。为战时交通付出生命的116人的名字，如今镌刻在大公桥码头的宜昌大撤退纪念雕塑上。在这份纪念雕塑英名录的末尾，还刻着一句话：以上是民生实业公司有记载的名单，还有其他公司员工和宜昌民众牺牲者无法记载，以此垂悼。
“无法记载”者，人数最多的就是同样忙碌在川江航道上的码头工人、木船船夫和纤夫。码头工人主要是装卸工，木船船夫和纤夫，则是宜昌大撤退期间另一支独特的运输队伍。
据朱复胜介绍，为增加运力，卢作孚曾紧急征集川江沿岸各县的2000余艘木船参加抢运，“大部分木船没有动力系统，主要靠帆和人工划桨前进，遇到险滩就得有纤夫拉纤才能过去。以一艘载重1.5吨的木船为例，至少需要船夫十余人，纤夫30人，那么2000余艘木船的船夫和纤夫得有几万人。”
当时主要负责民营厂矿西迁的林继庸，曾就木船与纤夫的艰难留下这样的记录：“木船编成各组上行，每组由四艘至七艘编成，沿途协助。遇滩时各船上之纤夫合力牵一船过滩，依次以及他船……百余二百个纤夫迎着锋利而寒冷的江风，汗流浃背，血向上沸，口嘘着热腾腾的气，同声嚷着成调不成调短促而苦痛的歌声，一行人众佝偻着，体向前倾，背高于顶，合力往前拉，半小时的挣扎，往往不能前进半尺。”而根据朱复胜的研究，不仅是纤夫，遇到险滩时，船上的乘客有时也得帮忙拉纤。他告诉记者，大撤退期间，剧作家曹禺随着南京的戏剧专科学校西迁，和一批师生一起乘坐三条大木船入川，船走不动时，曹禺也和纤夫们一起弯着腰拉纤，一边拉一边还给学生们鼓劲。
八十年过去了，那些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在川江艰难前进的船夫和纤夫，不曾留下一个名字，但这些无名“战士”们在宜昌大撤退中留下的功绩难以磨灭：木船在宜昌转运的轻件器材和设备，占了高峰时期抢运总量的三分之一，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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