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纠“左”

5.不信任与排斥知识分子。

这些“左”的作法，严重地阻碍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对此，任弼时忧心如焚，不断地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所了解的情况，并提出纠正的意见。1947年11月12日，任弼时致函毛泽东，建议在转发中央工委关于解放区政权的问题的来电时，加上两个“注”：一是“各级代表会的名称以用人民代表会为妥”。因为当时许多地方的农会多系贫农会，“只有少数好的中农参加”，如用人民代表会的名称，可使代表面更广泛一些。二是在规定地主富农不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地方，加上“新式富农应除外”。毛泽东批示：“照办”。 11月29日，中共中央根据任弼时的意见，重新印发了1933年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

不久，在党的12月会议上，任弼时就土改和整党问题作了重要发言，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

报告政策界限明确，极具操作性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又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中央的政策，一共讲了6个问题。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任弼时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并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和概括，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样，他对运动中“左”倾错误产生的原因、危害的论述就入木三分，所提出纠“左”措施也有的放矢，而不是泛泛空谈。

对于把一部分中农错定为地主、富农，任弼时指出：“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为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营，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他还提出，要坚决地公开地纠正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一个人，也必须改正。”关于侵犯中农利益的倾向，任弼时指出：这些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关于破坏工商业的现象，任弼时指出：这是一种自杀政策。任弼时还指出：“对于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任何冒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