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纠“左”

任弼时特别强调在“区别”的基础上制定政策，指出：地主要分大中小，恶与不恶；要将富农与地主加以区别；对旧式富农与新式富农要有所区别。知识分子应区别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类。他不但提出要将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而且明确政策界限：“开明”的条件是：过去有功绩，现在又赞成土改、赞成打倒蒋介石的。在土改中，容易混淆中农与富农的界限，将中农错划为富农，任弼时明确地提出了政策界限：剥削部分超过25%而且连续三年者，才算富农。

任弼时对新式富农的政策作了说明，指出：“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处理，又应有所区别。有些贫苦农民，在过去民主政权下劳动生产上升为新富农，在此平分土地时期，应照富裕中农待遇，其土地在平分时应取得本人同意，方能抽动其按照一般中农水平的多余部分，如果本人不同意，则不应抽动。”他还指出：因为“这种新式富农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若现在又打击这种富农，就会引起中农动摇”；因此应鼓励新富农（例如吴满有那样的人们）发展生产；“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我们今后的政策，还是应当如此”。

任弼时还特别注意政策的可操作性。他认为错划阶级成分的原因是划分标准的混乱，因此明确指出：过去是以剥削、历史、生活及政治态度等这样许多项目来作为定成分的标准的。除剥削一项以外，拿其他几项作为定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

由于兴县蔡家崖村阶级划分的错误十分严重，任弼时就以该村为典型“解剖麻雀”，具体地分析发生错误的种种原因：(一)因其祖父、父亲剥削过人，本人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前一年，剥削已很少，或已不剥削者，错算了十五户。(二)本人早年享受过地主富农生活，抗战以前(后半辈)自己劳动即未剥削人，或剥削很轻微者，错算了五户。(三)本人勤苦劳动，只有轻微剥削，而“铺摊”大(财产多)，这样算错者七户。(四)本人早年很穷，过继或被卖给地主富农为儿子，自己劳动为主，剥削很少或不剥削人者，错算了三户。(五)因孤儿寡妇无劳动力，中间一段雇过人，父亲是农民，本人长大也是农民，就是说因偶然丧失了劳动力而雇佣长工遂错算者一户。(六)此外，过去定成分中对经济状况剥削关系很难确定者，往往以其政治态度决定其成分的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