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教育管理体制的瓶颈

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这样一份新年礼物，经历了与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曲折探索。

1984年，当年的调研组在南下调研过程中发现，就整个教育而言，最大的弊端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同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艰巨目标与中央政府当时无法包办之间的矛盾也凸显出来。在地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释放了地方基层的活力。因此，中央认为，地方有充分的可能发挥自己的经济和文化潜力，农村基层组织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办好本村本乡的教育事业上来，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1985年的《决定》将高度集中的中央教育管理权力下放到地方，坚持“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基本形成了“市县办高中，乡镇办初中，村办小学”的格局。

“这个体制有一定的好处，乡办的学校甚至村办的学校，乡政府和村委会对自己办的学校和上边在这儿办的学校，责任心不一样，校舍的维修、学校的建设、学校的土地，甚至教师生活的一些困难，它都更多地给予关心。”曾参与调研和起草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教育部原副部长张天保回忆。

“1985年的《决定》明确提出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该体制明确了基础教育的权力和责任是在地方，把中央和地方在基础教育上的权力和责任作了新划分。在当时情况下，这应该是一个巨大变革，极大推动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体制改革历程时说。

但是到了1994年，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