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如何应对全球“印钞潮”？

第二，要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摒弃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模式，多样化公共财政支出造福民生。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有局限性，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必须要适度——在人烟稀少地区修高速路、脱离百姓实际需求的“叫好不叫座”的电信高科技投资，都可能滥用公共财政资源，让中央政府过度负债。进入9月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总体活力，前8个月的贸易顺差超过了两万亿人民币，经济总体向好趋势形成，不需要再以突发疫情为借口进行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相反，以笔者近期对内蒙古、山西、河南等地的调研发现，传统煤炭和金属采掘矿区的环保治理依然欠账很多，个别地区甚至打着应对突发疫情的旗号，放松环保标准、拖延环境治理进度，显然偏离了公共财政向民生倾斜的改革方向。如果非要加大政府支出，不妨多倾斜环保领域，向矿山固废要增量土地，关闭污染企业求青山绿水。

第三，要高度重视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鼓励有国际贸易基础优势的城市，创新模式积极探索第二代数字货币应用。中美贸易摩擦前景难测，第二代数字货币强化了美元对其他国际货币的优势，显然是我们需要积极应对的。中国拥有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一带一路”倡议也让中国贸易的朋友圈遍及全球，每天都有天量的小宗跨境贸易结算，且涉及数量众多国家的法定货币。因此，第二代数字货币在中国的应用场景广阔，将极大降低中小跨境贸易的外汇交易成本；货币当局不妨选择中小国际贸易企业密集的城市，如宁波、义乌、厦门、泉州等，允许成立第二代数字货币金融科技企业，严格规范其结算范畴和汇兑总额度，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鼓励中国企业参与金融科技全球化的竞争。(中新经纬APP)

许维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