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革命大风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打击了几千年来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但围绕这一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了“糟得很”与“好得很”两种思想认识，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如何认识当时的农民运动和农民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回答与指导。

　　农民运动是真的“过火”、“幼稚”吗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陈独秀等人不敢公开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运动，压制和反对农民革命，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192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中规定了一系列限制农民运动的办法。这在客观上适应了地主资产阶级压制农民运动的需要，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加速了中间派的动摇，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汉口召开。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指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不少人不同意这种认识。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这一主张，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器的问题：“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些重要提示都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认识，但自己尚拿不出充足的理由予以辩驳。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最后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为此，会议规定的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显而易见，这些策略推行的结果，只会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几个月后，毛泽东说：我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毛泽东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和武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