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行价格战隐忧

在不断加码的内控约束下，处罚力度也持续加强。2019年4月，因存在以低于成本价格参与公司债券项目投标的情形，广发证券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成为“价格战”以来，首次遭到监管部门处罚的券商。2020年7月，中证协曾对参与中核融资租赁公司债券发行招标的8家券商启动自律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依规采取自律措施。

当前，监管法规日趋完善。2020年12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保荐业务规则》，确定保荐业务收费原则，避免行业恶性竞争；同时，启动修订《公司债券承销业务规范》，要求承销机构应当建立内部报价约束制度，客观评估成本并合理报价，并将约束制度及其执行情况纳入协会自律检查的范围。

潜在获客之争

可以说，监管规范呈现持续趋严态势，反面典型案例也起到震慑作用，为何投行“价格战”依然屡禁不止？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教授张宗新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投行价格战，主要目的是券商快速地抢占市场份额，尤其是对国内头部券商而言，欲打造“航母级”券商，离不开市场份额的相对集中。

具体而言，华东某券商投行部门董事总经理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称，首先，从人力供需角度来说，投行整体从业人员供给大于需求。早期服务同质化性质较为明显，投行人员更为注重监管合规，整合资源、创造价值方面体现较少。此时，在服务区分度不高的情况下，或者拼一些服务细节，或者让价格成为唯一的谈判筹码，利用低价吸引到更多项目，竭力增加获客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