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的由来与体现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附近的宋家湾村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红军抢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进抵黔北重镇遵义城。

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位于遵义城的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举行。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按照会前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作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周恩来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能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会议气氛紧张激烈，每天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做出重要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党独立自主地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有益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