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气候能源政治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欧盟气候能源行动面临的障碍

在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风潮席卷之下，“内顾性”和强调个体利益日益成为欧盟气候能源政治中的阻碍性因素。尽管2018年《清洁能源一揽子法》提高了欧盟2030年能源目标，但总体来看，当前欧盟气候能源立法的效率和目标依然较低。这一方面是由于2015年以来气候变化事务在欧盟委员会的优先关注级别逐渐下降；另一方面是近年来欧洲气候先锋国家推动和领导欧盟气候能源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也在降低。面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欧洲民众的种种负面情绪自下而上地影响了欧盟低碳转型的整体进程，具体表现为欧盟部分成员国缺乏行动力、整体前进势头不足，特别是几个重要成员国都在不同程度地经受着能源转型带来的社会反冲力。

德国作为欧盟气候能源行动的领导者，其气候能源政策和治理绩效近年来备受诟病。作为传统能源载体的硬煤及褐煤在德国国家电力结构中占比很大，而淘汰核电政策又使得“煤炭退出行动”放缓，加上农业和交通业持续的高碳排放，德国甚至无法完成2020年的减碳目标。德国的煤炭产区主要位于工业相对落后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州，煤炭领域工作岗位的流失将会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冲击。2018年6月，德国成立名为“增长、转型和就业”的煤炭委员会，开始起草“煤炭退出行动计划”。德国经济部长负责协调煤炭委员会工作，提出要在保住煤炭部门工作岗位的前提下，推动煤炭产区向低碳经济转型，同时注意保护气候，最终实现煤炭退出德国经济生活。2018年10月，德国数千名工人在莱茵河畔褐煤矿区集会反对过快的煤炭退出时间表。2018年11月，德国煤炭委员会曾起草了一份“弃煤计划”，建议将关闭第一批燃煤电厂的日期由原先的2020年推迟至2022年。但由于各方意见不一，经多方博弈后，德国煤炭委员会最终于2019年1月26日正式对外公布了一份366页的报告，宣告将最迟于2038年彻底放弃煤电。可见，德国的“煤炭退出行动计划”需要综合考虑转型地区的就业情况、居民的能源账单以及政府的财政状况。

同为欧盟气候能源行动领导者的法国则在2018年末发生了激烈的“黄马甲”运动，迫使政府取消了提高2019年燃油税的计划。法国政府提高燃料税的本意是降低化石燃料消费，扶持可再生能源。但是，能源转型直接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低收入群体不满于能源账单和生活成本上升，农业从业者也不愿意承担柴油税上调产生的额外成本。2018年11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建立气候最高委员会协调并修正能源政策，缓和社会矛盾，保证环境政策在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可行性。然而，在法国民众不断高涨的抗议声浪下，马克龙最终放弃了提高燃油税的计划。“黄马甲”运动迁延发展，虽然其抗议议题已经超出能源政策范畴，但这一运动的爆发却表明，当政府试图应对气候变化但没有恰当考虑其举措的社会影响时，社会反冲力将十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