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里的公平正义

为何会形成这样的局面？记者采访了解到：“被动”受理的案件下降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一些“主动作为”的犯罪，因为疫情影响，没有“作为”的空间，少了“作为”的对象，客观上减少了一些犯罪。二是持续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显现成效，社会秩序持续好转——黑恶势力犯罪被打压，特别是许多黑恶势力犯罪的头目被依法惩处，减少了犯罪的“存量”，同时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减少了犯罪的“增量”。

疫情下，办案总数下降是正常的。但同样是在疫情下，检察机关主动履职的办案数却逆势而上：全年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5万余件，同比上升19.2%；督促侦查机关依法立案2.2万件、监督撤案2.4万件，同比分别上升34%和58.4%；依法当捕、应诉而未移送的，追加逮捕2万人，追加起诉2.9万人；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8903件，同比上升7.2%；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过85%；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5.1万人次，同比上升33%；对民事执行中的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议3.7万件，同比上升59.7%……

记者发现，这些“主动履职”的办案工作多是需要“走出去的”，为何能在疫情下不降反升？或许，回望疫情期间检察机关在办理一些热点案件中的作为便可知答案——

“辣笔小球”涉嫌贬低、嘲讽卫国戍边英雄烈士案，检察机关依法适用当天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其批准逮捕；“出轨快递员”网络诽谤案，检察机关激活相关自诉和公诉程序衔接的条款，将该案由自诉转公诉；万峰湖公益诉讼案，最高检直接立案调查，最高检领导主持公开听证，最终，万峰湖的治理得到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