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家庭暴力②｜逃离家暴，庇护所能否成为避风港？

“资金来源单一、服务有待进一步专业化是当前庇护服务面临的主要难题。”刘萍说，迫于房租压力，“栖息小屋”已经搬了七次家，“政府购买服务的费用是针对整体反家暴服务的，除庇护所外，人员等方面也需要开支。”

反家暴社会组织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也影响着这类庇护场所的整体效能。全国人大代表徐萍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调研发现，截至2018年底，全国反家庭暴力社会组织不足百家，主要集中在东中部经济较发达地区，能向边远不发达地区提供服务的仅占23.3％。

今年全国两会上，徐萍建议，国家在设立条件、税收减免、行政部门指导等方面出台政策，大力扶持反家暴社会组织的设立和发展，以弥补反家暴社会力量的不足。

“当前反家暴庇护可以多元的形式提供，但首先要让人们知道有这一选择。”李莹称。她创办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组织——北京市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在反家暴法实施五周年之际，就公众认知度和满意度进行了网络调查，回收有效问卷近15000份。

调查显示，关于遭遇家暴可以寻求哪些求助的问题下，“申请庇护”的勾选人数是所列求助选项中最少的，“由此可见，本次网络调查的参与者对庇护所制度的知晓程度相对较低。”

李莹认为，在这方面的宣传上，多部门联动不可或缺，“人们遇到家暴一般都会先求助公安、妇联或者民政部门。他们可以告诉受害人，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进行临时庇护，还可以提供综合性服务，这是去亲友家或住酒店不能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