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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为何会选择日本作为创立新式学校的借鉴国?

人民网-人民论坛  2017-09-19 17:20

原标题:张之洞对日本的误读

中日可以联合吗

此外,日本贵族政治家近卫笃麿,与张之洞私交甚笃。近卫氏出身贵族,早年留学德国,是当时日本颇具国际视野的重臣。近卫在明治时期历任学习院院长、贵族院议长、枢密顾问官等要职,是一个活跃于政界的狂热“大亚细亚主义者”。

近卫认为日本与中、韩两国命运紧密相连,以振兴全亚洲的大业为己任,并于1898年开始组建东亚同文会。1899年,近卫氏出访欧美诸国,回程时顺道来到中国,拜访中土大员,张之洞就是其中一个。张之洞对近卫所组建的东亚同文会情有独钟,近卫对中国学习日本也表示欢迎。这样,双方都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两年之后(1901年),身在日本的近卫笃麿托人给武汉的张之洞带来信函,再次表示倾慕。张之洞回信对其组建东亚同文会的意义亦再次大加赞赏。

近卫所提倡的中日同文、共同振兴亚洲,并对抗西方文化的“大东亚观”,恰到好处地挠到了张之洞的痛痒之处。

的确,近卫笃麿是一个所谓的“亚洲主义者”,他提出的保卫东亚、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主张,使张之洞越发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有日本的扶助,在“中体西用”式的近代化道路上,与日本“同文同种”的中国将是第二个日本。

近卫笃麿的思想姑且不论,单说日本政治家所谓的“兴亚”,发展到后来,却是赤裸裸的法西斯思维,即“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共荣圈”与“兴亚”思想即便不是一脉相承的,也至少是有某种联系和渊源。

可是,这种包含着法西斯萌芽的思想,根本不是张之洞所能觉察到的,反而他一味地坚信,与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能够革新成功,那么中国定能效仿日本,获得某种建立在儒家纲常伦理基础上的成功。如果卒于宣统元年(1909年)的张之洞,能够得知近卫氏所谓的“兴亚”思想,在若干年之后,会来一个“华丽的转身”,嬗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宣传与“外交说辞”,并给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九泉之下,他不知会作何感想。

在张之洞看来,不管是他所认识的日本,还是他所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中国,专制有理,反专制的造反、革命和全盘西化,就是大逆不道。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华(东方)传统制度并无致命缺陷,加之有日本“前辈”的善意支持,以及共同建立强大亚洲以对抗西方霸权的“中日关系”,定会为中国近代化革新的成功添砖加瓦。

后事之师

张之洞在清末积极地向日本学习,认为日本的政治制度并没有被西化,而是传统的东方式专制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既然日本可以这样完成近代化,那与之同种同文的中国也能走上这条不改变儒家根本秩序的近代化道路。

但是,日本的国家制度早就已经不是中世纪模式了。张之洞的这种误读,主要是因为他对日本的了解未能深入到本质层面,没有对日本“友人”所提倡的“同种同文,共同振兴亚洲”有清醒的认识。日本人的振兴亚洲,是完全以日本为主体“拯救”亚洲并奴役亚洲的另一种表述。张之洞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点。

张之洞的局限和“误读”,既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晚清中国所有先进知识分子的悲哀,无疑更是中华民族和历史的悲哀。而晚清另一革新派翘楚袁世凯,即便是到了形式上的共和时代,也免不了复辟而黄袍加身,这也是袁世凯的局限和悲哀。张、袁两人的遭遇虽不同,但思考问题的方式差不多。不啻他们两个如此,晚清以来的所有“体制中人”,概莫能外。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张之洞主导湖北新政近二十年,一手规划了武汉三镇的近代化革新,武汉的新学校、新军队、新工业、新城市、新观念,都由他的心血凝聚而成,都渗透了他的智慧与汗水。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满清政权和中华帝制,可是,恐怕令他抓破头皮也难以想到的是,直接推翻满清政权的第一役,正好发生在武汉。

如今,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丝毫不亚于晚清,甚至有过之,我们要以张之洞为鉴,以史为鉴,在所谓的“全球化”的大格局中,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和审慎,千万不要再误读任何国家的经验和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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