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延续千年的文明

2.“铜奔马”缘何成中国旅游业图形标志

大约公元前2000年，自夏代开始中国全面进入了青铜时代。

而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艺术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发现了铜与锡形成的合金,生产出比纯铜更加坚硬耐用的青铜合金器和青铜工具，奠定了青铜艺术鼎盛的基础。这个时期青铜器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通常所说的金文，这也是一个与其他国家青铜器明显的区别。

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起初只是一两个字；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增多，但最长也不过48字；西周时期迎来铭文大发展，“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达497字，是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而到了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在器物的造型设计和纹饰结构上均有许多新突破，放弃了青铜器纹样对称构图的规律，变具象图案为抽象纹样，大量采用天马行空的连续构图方法，使得装饰图案更为活泼，开辟了青铜器文化的新天地。同时，在冶铸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块模、活块范、一模多范和开槽下芯法制作铸型，采用铸铆和“自锁”结构联结器物附件的新工艺，把中国青铜器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考古学家从威武雷台汉墓发掘出土的青铜陪葬器物中，有举世闻名的“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自出土以来一直被视为我国古代高超铸造业的象征，被称是“一件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铜奔马的头微微地偏向一侧，前面头顶的鬃毛和后面的马尾一致向后飘飞，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三足腾空，右后蹄踏一展翅的飞燕上，将一件静物活灵活现表现出动感。

铜奔马全部的重量都集中在右后蹄上，如何能保持平衡？这是一个难题。专家分析，从力学上讲，“马踏飞燕”还为飞燕找到了重心落点。古代匠人有意使马的头和颈往后收，让重心尽量后移；同时使踏燕的后蹄尽量前伸，让马的支撑点和重心正好在一条垂直线上。再加上另外伸出的两条腿和扬起的尾巴，不仅使马在整体上保持平衡，而且造型更加优美。更有趣的是，有人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因此这一青铜作品不仅被看作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5年铜奔马以“马超龙雀”这个名称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并一直被沿用至今。

几千年间，中国青铜时代从鼎盛到消失，青铜器的存量究竟有多少并未做过精确的统计。就陕西而言，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先后出土商周青铜器3000余件，仅1976年12月在扶风庄白窖藏中出土的西周铜器就达103件，像这样成百件青铜器一次出土的现象在清末及民国时期亦屡有所见。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在一万件以上。

3.中西方铜像大有不同

相比之下，世界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相同。

“青铜化时代”一词，最早由丹麦人汤姆森按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陈列古物展览，是用来区分展览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文物而起的。

安列托利亚半岛是最早冶铸青铜器的地区，目前发现有公元前6000年的青铜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公元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古埃及文明紧随其后。欧洲的青铜时代自公元前2300年起，延续了约1000年。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因缺乏青铜等矿料资源，生产和使用的青铜器有限，多为小型工具、兵器、饰件和器皿，更偏重于世俗生活。

其次，在纹饰上，中国青铜器主要以动物纹为主，几何纹次之，人物纹罕见，包括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蝉纹、蛇纹、人面纹，有人面具，人形雕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铜人像。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上的夔龙纹，它不再仅仅是夔龙这种虚幻的动物，而是代表了统治者力量与尊严的符号。而西方青铜器的纹饰则以人物为主，动物主题在其中占重要地位，几何纹为辅，包括面具、雕像等。

在创作手法上，拿四川广汉三星堆《铜立人》与古希腊的《波塞冬神像》相比，可以看出中国的青铜人像偏于抽象，比较平面；而《波塞冬神像》更像是真人体的灌模一般，它的人体比例、生理结构甚至须发都立体真实表现了出来，而且人体动态感强烈，尤其是腹部和四肢的肌肉，如果没有严谨理性的精神是很难做到的。

中西方青铜器之间的差异取决于文化内涵与观念的不同。中国的青铜文化是一种官方文化。由于中国高价位铜的缺乏，古代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集中于统治阶级手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青铜器则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兵器材料，并且古人对祖先、对神灵的崇拜远远超越了对于自身的认同，出于祭祀的需要，青铜又是祭祀工具的主要材料。由此，青铜在这一时期被赋予了本身并不属于自己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