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老外的“国学”情结

还有一些汉学家，将现成经典名句与个人感受都呈现于自己著作的扉页。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汉英韵府》中即如此。其所谓“取之精而用之宏。诚哉斯语！兹集诸书大旨以成是书，无非期为博雅君子之一助尔”，第一句语出《左传·昭公七年》，原为“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后世多将“取精用宏”喻为从大量的事物中取其最好的，有博观约取、去粗取精之意。后几句则介绍了《汉英韵府》的成书方式为“集诸书大旨以成是书”。

为什么晚清的来华汉学家会如此注重引用经典，附会经典？他们刚到中国，初来乍到，苦于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膜，无论是著述者还是刻书者都急于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著书立说，强调中国经典，尤其以扉页语录的方式示人，足以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当然，这期间也表现了西方学者对国学经典深深的认同感。于是无论为自己起名、为书作命名、扉页上刻警句，都会让人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经典的尊崇和推重。

当然，汉学家因为学术派别宗教派别的不同，对中国经典又有认同程度的差别。比如十九世纪法国汉学在欧洲为翘楚，其中的代表人物熟稔中国国学经典，对其表现出更强的认同感，童文献就是很好的例子。

另外，汉学家之所以能如此熟悉地使用国学经典名句，跟他们的中国老师或者中国助手不无关系。比如威妥玛跟随中文教师应龙田学习汉语14年，并于1861年完成了《论语》的英译本，这也保证了他能准确使用中国经典名句。

（作者：李海英，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著述考”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