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 2018-03-22 11:33
狱中磨炼促使“思想颤动”
1919年5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后，就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并应邀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中指出，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 ‘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革心”就是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这篇文章发表后，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引起很大反响，大批订单纷纷寄来。
当时，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天津的男女学生只能分别参加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但在实际斗争中，这个界限被一步步冲破。因此，周恩来建议，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这个主张得到了大家支持。于是，一个独立的团体——觉悟社正式成立，并出版自己的刊物——《觉悟》。大家推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宣言指出，“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在以后的斗争中，觉悟社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和先锋作用。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请有很高声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来演讲。李大钊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并提出要分类研究问题等许多具体建议。后来，李大钊经常参加觉悟社的活动。应该说，李大钊对于周恩来的思想转变，是有相当影响的。
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式开学。周恩来于9月8日注册入学，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开学后，学生运动迅速高涨起来，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了这场斗争之中。12月10日，由男女合组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发出了抵制日货的号召。12月15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的执行科长，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
1920年1月23日，学联调查员在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的殴打。学生和各界代表奔赴直隶省公署抗议，却又遭反动军阀的逮捕。于是，各校学生五六千人以周恩来为总指挥，于1月29日再次前往省公署请愿，提出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学生代表等要求。省公署不仅不答复，反而还逮捕了周恩来等4位代表，一直到7月17日才予以释放。这是周恩来第一次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
他在狱中和其他代表一起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并撰写了记载斗争情形的《警厅拘留记》。通过这一事件，使周恩来等爱国学生“更认识了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
出狱后不久，周恩来在觉悟社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他认为，当时团体虽多，但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
在失去自由的半年时间里，周恩来带领大家一起研究社会问题，并分五次作了关于马克思学说的系列演讲。所讲主题分别是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论（即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周恩来在被监禁的条件下能作这样系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不仅体现了他为宣传真理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也说明了他已经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造诣。
这是周恩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正如后来他在讲到自己如何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所说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从这个时候，他真正产生了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出狱后，周恩来从一个关心国家民族的兴亡、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的青年，逐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欧洲之旅确立共产主义信念
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掀起一个赴欧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也产生了这种想法。他想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实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相、深入了解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在此基础上，选择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运用到拯救中华的具体实践中。他还同天津《益世报》商定，以旅欧通讯员的身份，为该报撰写通信，以所得稿费补贴在欧洲的生活费用。
1920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达法国巴黎。半个多月后，他去往英国伦敦。在英国住了5个星期后，他又回到法国。对于欧洲，周恩来印象最深的不是什么发达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动荡。他在第一篇旅欧通信中就写道：“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
长期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许多人把欧美的资本主义强国看作仿效的榜样。辛亥革命失败后，这种信念就开始动摇了。现在，西方世界竟然会爆发如此广泛的社会危机，不能不使更多的人对这条道路作重新思考。这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动。
对于在欧洲目睹此情此景的周恩来而言，这种感受更是特别强烈。他清楚地认识到：“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那么，正在欧洲流行的众多社会主义思潮中，哪一种学说才是科学的，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才能给中国人民指引一条正确的振兴中华的道路？周恩来决定对现状展开深入了解。在对英国工人运动进行认真考察，尤其是对正在进行的英国百万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全过程予以研究后，周恩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与此同时，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并认真地写眉批、记笔记。现在保存下来的一本周恩来当年读过的 《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 中，他在这些话下画了着重线：“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①阶级的存在仅仅与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②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③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经过对各种不同新思潮的推敲比较，周恩来终于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自己到了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他还表示了要向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学习的崇敬心情，“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就在这一年，周恩来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周恩来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并为此奋斗了一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光芒。（陈挥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 上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