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其二，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这一符合特朗普所谓“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原则的“确定性的意外”（可以看作是美国共和党气候政治的某种“复古”），招致来自美国国内外压倒性的反对和批评声，对于曲折发展中的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而言也是一股不小的历史惰力。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的一年半时间内，国际社会整体上对全球气候治理前景的看法较为悲观，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鉴于美国在整个全球治理领域甚至都难以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所谓全球气候政治的“权力真空”抑或霸权后忧思，其实更多反映了国际社会面对“没有美国的全球气候治理”(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without the U.S.)的现实挑战时表现出来的一种集体焦虑。倘若不去夸大美国“退群”事件的系统效应，那么自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以来的气候谈判进展艰难、国际气候治理行动迟缓、清洁技术与绿色基金投入不足、气候融资缺口加大等等或许才是较为直接的窘迫难题。反观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无疑部分抵消了《巴黎协定》“雄心机制”(Paris Ambition Mechanism)和“催化合作”(Catalytic Cooperation)以打破僵局的正能量效应。美国“退群”本身最大的破坏性正在于其在气候伦理与全球公正上的错误示范。美国经济体量庞大，仍能影响全球技术转移并转嫁化石燃料技术风险，从而减损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此外，“特朗普效应”(Trump Effect)对于全球气候政治公正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如俄罗斯、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国纷纷以美国为“标尺”来讨价还价；巴西甚至撤回了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承办申请；而有关气候融资的国际谈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之间原本难得的“信任感”也被进一步削弱。不过，由于美国需要等《巴黎协定》生效（2016年11月4日）3年后才能正式退出且过程又要耗时1年，因而理论上2020年11月4日美国正式退约（或反悔）与届时开启的总统选举又必将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趋紧及其负效应，也给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严峻挑战。事实上，2015年诞生的《巴黎协定》明显带有国际社会迁就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色彩。然而，特朗普胜选总统之后，却又急于否定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内外政策，如形式上以“中美全面经济对话”(CED)来替代奥巴马时期存在7年之久、先后举办过8轮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机制。前者名曰“全面”，实则几乎完全弱化了中美气候对话的可能性，甚至CED本身也一度由于中美贸易争端而搁浅。鉴于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18日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视作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不难想见中美两国在经贸等领域仍会矛盾不断，中国外交（包括中国气候外交）应就此做好充分准备，以尽可能将中美关系负效应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