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同时，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之间存在双向建构，即为实现低碳发展之国家战略，可能塑造中国气候外交的主体实践，而新时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也可能反向倒逼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低碳转型。其中可能隐含的潜在风险在于当前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中国面临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双重挑战。尽管近年来中国努力以实践引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但国内始终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可见，能否在未来低碳时代崛起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中国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既关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又涉及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良性互动。

第二，不确定性与全球气候治理风险。作为外交行为与主体实践的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从现象上外化为国家间气候政治互动。然而如上所述，英欧变局、美国退约及中美关系负效应等“现实挑战”也可能衍生出国家间气候政治的潜在风险，并可能进一步引发群体间气候政治分化或重组。

从国家间气候政治的层次来看，尽管当前英国脱欧进程仍处于拖沓胶着状态，但基本可以确定原有的中欧双边气候政治互动将为中英、中欧间新的互动模式所替代。多边主义虽为中国外交传统之一，但如何与一个相对失序的欧洲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领域寻求合作共识，无疑存在新的变数。此外，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还可能以贸易争端等新形式继续外化，短期内中美这一对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实现某种新的制度化磋商机制甚或双边气候政治合作，难度不小。

此外，由于气候变化的“议题联系”(Issue-Linkage)负效应可能外溢到其他领域，如气候灾难带来的贫困、跨境移民、大规模流行性疾病，再加上中国广袤的领土疆域毗邻诸如以热带气候为主的南亚地区，气候变化不仅可能冲击整个南亚地区的气候环境和农业生产，而且还会给中国周边安全带来潜在风险。同时，中国所处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大国群体，始终存在着某种集体身份的迷思，离心力的存在增加了集体行动的难度，无谓的群体分化与重组，也可能堕入传统联盟政治和国家间关系之窠臼，甚至引发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