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其三，自主行动与履约困境。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国际社会尤其是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如何在《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基础上落实“国家自主贡献”将是全球气候治理能否取得新进展的关键。然而，各国目前仍在提升行动力度上裹足不前。在2020年前能否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给出明确的行动计划并体现执行力，始终是横亘在眼前的难题。何况，政治系统亦非社会化的囚徒。因而，反馈可能存在于“身份→利益→政治变化”关系链的各个环节，使利益（包括利己与利他）得以重塑进而影响政治系统的身份定位（如新兴大国身份）。这可以部分解释身为基础四国(BASIC)重要一员的新兴大国巴西以财政预算和政府换届为由，突然放弃申办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试想，倘若“自上而下”机制化甚或约束力更强的京都机制都难以达成全球温控目标，那么“自下而上”、强调“国家自主贡献”的《巴黎协定》的落实及其发展前景亦难言乐观。

不论是京都机制还是巴黎机制，都难以有效协调各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而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现实难题以及英国脱欧、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等全球气候政治新变化昭示着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到来，这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新的现实挑战，同时中国自身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始终面临着若干可能或未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