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的秘密护送

“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随着敌寇反复‘扫荡’，根据地由大块变为无数小块，部队由集中到分散，形势越来越紧张，斗争越来越残酷。”(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 16期，1985年印，第 11页。)有地区在工作报告中写道：“（日军在）山上与平地交通路的村子设据点，断绝山地与平地交通，增加我们行动上困难。”（中央档案馆等编《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 258页。） 晋察冀边区在 1941年春还只有 800多日军据点，第二年已增至1460个，平均每县有 15个以上据点。“在据点周围与公路铁路两旁，有多至七层的封锁沟与墙（主要的道沟，宽深各二丈，有一部分且引河水灌入，阻我不易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519页。）

在严酷的环境下，中共尽最大努力保证根据地的生存发展，其中一条就是根据工作需要，维持人员的流动和往来。具体包括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沦陷区、前线之间的人员选派调任、学习培训、信息传递等。如 1939年 9月，中央指示北方局、冀察晋分局、山东分局、120师，“在敌占区，特别是铁路线与大城市，应建立短小精悍的绝对可靠的党的组织，分局与区党委应专门培养一些这样干部，派出去做此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77页。）。 10月，中央又对冀中工作作出指示，“提议由分局从晋察冀方面抽调一些中下级军政干部及党的干部到冀中去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册，第 188页。）。还有诸如华中等地向延安派遣干部，需要经过华北根据地。“干部来延路线，主要须经华北各根据地护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年版，第 7页。）。冀鲁豫交通局“护送不少过往的干部到山东、华中、华南等根据地”，也有“不少干部到北方局、到延安参加会议或去学习和工作”。（邮电部华北地区交通邮政史料整理小组冀鲁豫组编《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交通邮政专辑》（一），贵州新华印刷厂 1989年印，第 117页。）党的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等就曾因参加会议往返于根据地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之间。